有一年我出差，车走盘山公路。前面一辆大货车慢吞吞地爬坡，车厢里码得整整齐齐的甘蔗，青皮上还挂着露水，被粗麻绳勒出一道道印子。那车在半山腰上喘着粗气，排气管突突地冒着黑烟，一点一点往上挪。
我坐在副驾驶，忽然就走神了。
我爸是在我两岁那年没的。
我对他，一点记忆都没有。
这话我在心里说过无数遍。每说一遍，都像翻一本只有封皮、没有内页的书。我知道那本书该叫什么，知道它该摆在我生命里哪个位置，可我打不开，里面一个字都没有。
关于我爸，我所有的"知道"，都是后来从别人嘴里一点一点捡回来的，像捡一地碎了的瓷片，怎么拼，也拼不回原来的样子。
我妈说，我爸叫白建国，是个开大货车的。
那个年代，我们那儿管大货车不叫大货车，管它叫"拉甘蔗的车"。山区路难走，别人不敢过的弯，他敢过。村里人提起他，都说一句：白建国开车，稳当。
可就是这么一个"稳当"的人，最后死在了车上。
那是我两岁那年的事。具体几月几号，我妈从没跟我说清过。我只知道，是砍甘蔗的季节。
我们那地方种甘蔗。一到冬天，漫山遍野的甘蔗熟了，砍下来，得有人往糖厂运。山路窄，坡又陡，一趟一趟地跑，挣的是辛苦钱，也是玩命钱。
那天，我爸就是上山运甘蔗去了。
我妈后来断断续续跟我讲，我不在跟前的时候，她跟别人讲得更多。我把那些话一点点拼起来，大概是这样的——
那天头天夜里下过雨，路滑。车装满了甘蔗，下山，在一个急弯那儿，翻了。连人带车，滚下了山。
我妈讲这些的时候，眼睛总是盯着别处，手指绞着衣角。她从不讲那个"滚"字有多重，也不讲人找到的时候是什么样。那些细节，都是我从亲戚们的只言片语里拼出来的。
他们说，车滚下去，甘蔗撒了一坡，青的，白的，横七竖八。
他们说，找到人的时候，已经没气了。
他们说这些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。没人避着我。可能他们都觉得，一个两岁的孩子，听不懂，也记不住。
他们想错了。我确实听不懂。可那些话，像钉子一样，一颗一颗，扎进了我脑子里，只是我当时不知道疼。
我对我爸的印象，只有一张照片。
是张黑白照片，边角磨得起毛了。照片上的人很年轻，穿件旧中山装，头发剪得短，站在一辆大货车前面，咧着嘴笑。我妈说，那是他刚买车那会儿照的。
这张照片，我后来看了很多年。看到最后，那个笑，那个短头发，那辆车，就变成了我心里"爸"的全部样子。我甚至分不清，那到底是我记得的，还是我一遍遍看照片，看出来的。
父亲出殡那天，我两岁。
那天的事，我也"记"不得。但我妈后来说，那天我一直哭。两岁的孩子，不懂死，可我知道我妈在哭，满屋子的人都在哭，我就跟着哭，哭到嗓子哑了。
我唯一真切的"记忆"，是我妈哭的样子。
不是哭父亲的样子，是哭她自己，哭这个家，哭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。
这个家，顶梁柱塌了。
我爸没了之后，我才慢慢明白一件事：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东西，是从你出生那一刻就注定要失去的。我爸就是。他还没来得及在我记忆里留下哪怕一个背影，就走了，走得那么急，像那辆滚下山的车，一点刹车都没踩。
后来很多年，每次在路上看到拉甘蔗的车，我都会多看两眼。我在想，我爸当年，是不是也开着这样一辆车，喘着粗气，在山路上一点点往上爬，然后在某个雨后的急弯，连人带车，滚了下去。
我永远不知道那天他怕不怕。我甚至不知道他长什么样。
我只知道，从那天起，我的人生，就没了"爸"这个字。
那时候我还不知道，这只是开头。
我爸走后，我妈一个人，带着我和我妹。那个年代，一个女人，拖俩孩子，日子有多难，不用我说。
而更难的，是人。
村里人的指指点点，亲戚们的冷眼。一个没了男人的媳妇，一个没了爹的孩子，在别人眼里，就成了可以随便说道、随便拿捏的。
这些，都是我后来才懂的。
那年冬天，我两岁，不知道天已经塌了。
而塌下来的天，会一点一点，砸在我妈身上，也砸在我身上。